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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Zhongguo jindai gongye

[外文]：industry in modern China

1840～1949年间在中国设立的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生产的制造工业。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在中国设立工厂，是中国近代工业之始。这时期的外资工业主要是为外商对华贸易服务的。从1843～1894年，外国在华一共设立了191个工业企业，其中116个属于船舶修造业和丝茶等出口商品加工工业。外国在华工业投资，据估计到1894年止约近2000万元，而投放到船舶修造和出口加工两项的便达1500万元，占总投资额的75％。其余75家工厂分别属于印刷、食品加工、水、电、煤气、火柴、服皂、制药、造纸、木材、玻璃、水泥等行业，共拥有资本约500万元，大多规模狭小。

外国在华创办工业后20余年，清政府开始创建用机器生产的工业。从1861～1894年，清政府一共经营了21家军用工厂（包括一家船厂），所费资金从低估算在5000万两左右。其中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和湖北枪炮厂，规模较大，设备比较齐全，是中国近代工业创建时期的大型工厂。军用工业是非商品生产企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不甚密切，但它促进了19世纪70年代民用工业的兴起。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由中国人自办的工业企业大抵有船舶机器修造厂27家，机器缫丝厂约113家，机器绵纺织厂8家，其他轻工业工厂47家，共约195家。其中多数规模很小，资本额不详，有不少甚至在筹建期中或投产后不久便告歇业。设备比较完备的企业大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如上海机器织布局、武昌织布官局和兰州织呢局（见彩图）等。商办工厂如陈启源经营的继昌隆丝偈为华南缫丝业的发展起了引导作用；商办船舶修造厂大多是从原来手工作坊基础上添置一二部车床发展起来的，而到80年代逐步发展到修理和制造缫丝车和轧花机。以上近代工业的创办，也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确立。

甲午战争后，民族矛盾日趋激化，抵制外货，设厂自救的呼声遍及全国。1895～1913年，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进入初步发展时期，并且在1896～1898年和1905～1908年出现了两次投资工业的热潮。这19年中，国内新创办的、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厂共有468家，平均每年增设26家，新投资总额达9822万元，平均每年新投资为519万元。值得指出的是，新投资本中80％以上属于商办企业，改变了甲午战争前以清政府投资为主的特点，民族资本成为本国工业资本的主体。同时在工业企业的地区配置上，开始越出沿海、沿江口岸，逐渐向内地城市伸展。唯初步发展时期的工业主要是轻工业，重工业才见露头，如创建于1889年的汉阳铁厂，几经改组，于1904年与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组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但1913年仅生产生铁 7万吨、钢2万吨。

在民族工业稍见发展的时节，外资在华工业凭借特权有了更为迅速的增长。据统计，这一时期中，外国在华设立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工厂共达104家（其中以外国资本为主中外合办的有18家），资本额4952万元，为甲午战争前50年间投资总额的5倍以上。所以，在这段时间里，与外国在华工业投资激增速度相比较，本国工业仍处于劣势地位。

1914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主要参加者英、德、法等帝国主义国家转入战时经济，放松了对远东市场的追逐。中国民族工业遂获得一个发展时机，从1914～1919年，新开设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包括矿场）共379家，资本额8580万元，平均每年开设63家，新投资1430万元。据1920年的统计，新设工厂的单位资本额在10万至 100万元之间的约占当时工厂总数的36％，而1914年则只占11％，可见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都超过了大战前19年间所达到的水平。如果不是由于日本、美国利用欧洲列强无力东顾而乘虚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工业会有更大的增长。

这一时期，日本加强了对华经济侵略。它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燃料，在上海、天津、汉口、青岛等地设立纺织厂。战前的 1913 年，日本在华纱锭为11万余锭，到1919年增加到32万余锭，增加几近2倍。在面粉业方面情况也相似。1916～1920年，日资面粉厂增设了4家，还有中日合办的5家，设厂地点自东北而扩及天津、青岛、济南等地。外国侵略的加剧，激起了1915年反对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群众抗议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些爱国运动也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列强卷土重来，中国民族工业普遍地遇到了外国势力争夺市场的压力。战时发展迅速的绵纺织业这时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方面，在相当多的中、小型棉纺织厂亏累搁浅的同时，若干大的民族资本纺织集团开始形成；而在另一方面，这些民族资本纺织集团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外国垄断资本的渗透和侵蚀，呈现了半殖民地中国工业活动中资本集中的复杂局面。

值得指出的是，由民族危机引发的 1925 年的“五卅”运动和1928年“五三”抵货运动，也曾给这一时期的民族工业如纺织、面粉、卷烟等业的发展以有力的推动。据估计，1920～1928年，新投入的工业资本在3亿元左右。

中国工业的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遇到了市场危机的威胁。国民党发动的反人民内战削弱了广大人民的消费能力；东北广大市场和资源被日本侵略者霸占；西方列强为了转嫁经济危机，跌价倾销进口商品；连同日本在华北的严重走私等等，造成国内市场购买力锐减，出现了物价下跌而销售迟滞的景象，迫使工厂停工减产。1933年，棉纱价格跌落之巨为10年来所未见，全国纱厂亏多盈少；同年，上海面粉价格狂落，存货堆积，使部分工厂停工。这种景况一直持续到1935年。1936年，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政策、通货贬值的刺激，物价转升，市场购销情况有所改善，工业生产开始上升。可是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沿海、沿江战火波及地区，工业设施迅遭严重破坏。仅上海一地，据当时上海社会局调查:受损害的工厂约2000余家，损失总额在8亿元左右。中国民族工业遂因战争的破坏而中落。

这一时期，除了东北地区已全部沦为殖民地经济以外，国民党统治区外国资本的力量也在迅速膨胀。1936年的统计表明：外国资本大体上已经控制了中国生铁产量的95％，钢产量的83％，机器采煤的66％，发电量的55％，在纺织工业中则占有纱锭数的46％和织布机数的55％。十分明显，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外国在华工业资本确立了垄断地位。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战区工厂内迁，连同大后方新设工厂，比较偏僻的西南地区逐渐成为民族资本工业的阵地，重庆成了后方工业中心。其他如四川的成都、万县、泸州、宜宾，云南的昆明，贵州的贵阳，广西的桂林、柳州，湖南的衡阳、祁阳、芷江、沅陵，陕西的西安、宝鸡，甘肃的兰州等城市都陆续发展成为后方的新工业区。就资本状况看，当时以四川和云南的私营工厂规模较大，而湖南、广西的工厂规模较小，总的说来都较战前为弱。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错误政策，使一度兴起的后方工业，到1943年便陷于停工关厂的困难境地，其后几年中艰难竭蹶的情景更见严重。

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在中国经济上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官僚资本的形成和膨胀。国民党统治集团凭借国家政权，巧取豪夺，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利用战时经济统制，借用“公营”名义，控制工业企业。1942年后方共有工厂3758家，官营工厂在数量上虽只占14％，但所拥资本额占总资本额65％，所拥动力设备占全部动力的42％，官营工厂平均每厂动力有100匹马力，而民营厂只有27匹马力。其后数年，官、私工厂在这些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及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没收日伪财产和德、意的法西斯投资。其中接收日伪工厂便有2411家，作价标卖的不过10％，其他绝大部分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官营工业。1948年，官僚资本占有全国产业资本的80％，控制了全国钢产量的90％，煤产量的33％，电力的67％，石油和有色金属的100％，水泥的45％，纱锭的38％，织布机的60％，棉布的73％，棉纱的39％，毛织品的50％，食糖的65％，纸张的30％。在这种情况下，民营工业处于受压制和被排挤的地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官僚资本主义是一种腐朽的生产关系，它投靠帝国主义，严重地压制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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