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妇女网

“今天我捐赠的这点捐款，是我应该做的贡献。”她声调不高，字字平实恳切。

5月4日，时逢北京大学125周年校庆日，“敦煌女儿”樊锦诗校友回到北大，同时带回一千万人民币的捐款，设立樊锦诗教育基金，用以支持北大的敦煌学研究。在捐赠仪式现场，一次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有的同学感动得热泪盈眶，大家对樊先生的高贵品行无比钦佩。

【资料图】

六十年前，毕业于北大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的樊锦诗从未名湖启程前往西北大漠，自此开始为敦煌石窟文物事业奔走的大半生；今日，她仍致力于推动北大与敦煌研究院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捐赠仪式现场

樊锦诗

捐赠现场，樊锦诗为母校送上125周年生日祝福，愿北大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得益于母校‘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的熏陶和许多前辈师长们的谆谆教导、悉心培养，才使我有能力为敦煌石窟做了一些贡献。今天我捐赠给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这点捐款，是我应该给母校做的奉献。我希望樊锦诗教育基金的设立，会对北京大学敦煌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一点添砖加瓦的积极作用。

此次捐赠的资金，包括2019年樊锦诗获得的“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正能量奖奖金（该奖金总额为2000万港币，其中一半捐给母校，另一半捐给敦煌研究院），还有2020年获得“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奖金100万港币。在此基础上，樊锦诗为了使基金本金能达到1000万人民币，又将她本人多年的积蓄捐出。

“当时我们正在一同校对书稿，很欣喜地见证并分享了樊先生获奖的消息。随后，樊先生便对我说，获奖的钱不是她的，这些奖金应该用之有道。”《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的撰写者、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回忆说，“后来，她想设立基金的想法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樊锦诗在北大的捐赠仪式上这样说：

做人不能只为自己打算，这份奖金应该‘取之有道’，更要‘用之有道’，一定要使所得奖金用在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事业上。

像之前许多类似的时刻一样，她掩去个人的光彩，将其留给集体与社会。

“取之有道”，“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表彰获奖人士及团体对共建美好世界的杰出成就，其中设立的“正能量奖“旨在“弘扬积极正面人生观及提升正能量以振奋人心”，樊锦诗将自己的半生与堪称历史文化瑰宝的敦煌事业融为一体，正是奖项观念最生动而平实的阐释。

“用之有道”，对于金钱与物质，樊锦诗始终有自己心中的道。“该用的地方，当然不是留给儿孙。”她生活一贯简朴，始终将物质钱财看得不重。

她心中挂念的，还是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与弘扬，是敦煌学研究的推进。工作时，每年，她会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一万元，捐给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坚持近三十年；每次获奖的奖杯、奖章与奖金也都交给敦煌研究院。2014年，樊先生退休，她又把公积金账户里存的45万元一次性捐出。

此生要做什么样的人？樊锦诗给出的答案质朴、坚定。

使 命

生命与敦煌事业融为一体

给我们授课的师长，都是我国历史、考古学界有影响的学者，无不怀有深深的家国情怀、深厚的学术功底、独到的学术成就。

1958年，樊锦诗进入北大考古专业就读。在洋溢着兼容并包风气的未名湖畔，她沉浸在求实创新的学术氛围里，接受了顶尖的考古学教育，受到了北大精神文化的熏陶，并找到了其一生所爱。

这一时期北大考古专业的师长们，很多都是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开展和考古学科的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开拓者和贡献者。苏秉琦先生的“临行教诲”、宿白先生的“敦煌七讲”，对樊锦诗的人生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滋养着她心中的敦煌情缘与守一不移的扎根精神。

1962年下半年，樊锦诗在本科期间最后一次专题考古实习中，选择了去敦煌莫高窟。1963年毕业后，她服从国家分配前往莫高窟工作。

1962年秋，宿白、常书鸿、李承仙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实习学生（樊锦诗：左三）在莫高窟大牌坊前合影

1964年，樊锦诗在敦煌工作

临行前，苏秉琦先生特意叮嘱她说：“你去敦煌，要知道，你要编写考古报告，编写考古报告是考古的重要事情。比如你研究汉代历史，人家会问，你看过《史记》没有，看过《汉书》没有，不会问你看没看过某某的文章，考古报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样，很重要，必须得好好搞。”

携着北大师长传授的知识和谆谆教诲，带着一个北大毕业生的使命，樊锦诗远赴敦煌。

初到敦煌时，“洞内是神仙世界、艺术殿堂，洞外却是飞沙走石、黄沙漫天”，但戈壁艰苦的生活条件并未让樊锦诗打退堂鼓。大漠深处，她守望着莫高窟里的历史沧桑、文化纷繁；戈壁之中，她守护着佛陀累世的善行因缘、经变佛传。几十年来，她走遍了莫高窟的每一个洞窟，看遍了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

樊锦诗将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管理工作当作终身事业。

1987年，莫高窟被批准列为我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文化遗产的6项标准莫高窟全部符合。我想，一定要保护好莫高窟，让保护和管理真正符合国际标准和理念。

敦煌申遗时，申报材料全由樊锦诗手写，一笔一划之下，是樊锦诗对敦煌历史的梳理、现状的呈现与对未来的展望。想要真正保护好莫高窟，还需要立法和制定保护规划。在她的推动之下，《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于2003年颁布实施，敦煌研究院还联合国内外三个机构编制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

2011年，她主持编写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正式出版，是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为了让敦煌石窟的文物信息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樊锦诗带领团队开启了“数字敦煌”的构建。经过30多年的探索，敦煌研究院已建立起系统的“数字敦煌”资源库，敦煌文化与艺术真正地走出洞窟、走向世界。

除了考古研究和保护工作，樊锦诗任职敦煌研究院院长期间，还操劳着敦煌莫高窟大大小小的管理工作。从后勤到总务，小到一个食堂的饭菜口味，大到整个研究院的团队管理和协调。她重视人才，努力改善职工的住宿环境，为研究人员争取出国进修深造的机会。樊锦诗深知院长的责任，尽一切努力为研究人员创造更好的研究与生活环境，却只将朴素留给自己。这样的工作，樊锦诗做了17年。

扎根敦煌数十年间，无论是管理工作，还是研究工作，樊锦诗都秉持着严谨、诚实、担当的原则，她说：

这是北大教给我的做人做事的准则。

一生择一事，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将半生岁月交付给敦煌的流沙和千佛洞方圆百里上匆匆消逝的光影，在一种貌似荒寒的人生景致中等待一个又一个莫高窟的春天。

传 承

忘不了北大的精神传统

是母校的精神和学风深深浸入了我的思想，成为我成长的养分，滋养了我的一生，教会了我如何思考和做好世界闻名、博大精深、价值珍贵的敦煌石窟的事业；使我不忘报效祖国，不忘所从事的敦煌石窟事业责任重大，不可懈怠丝毫，必须竭尽全力为之。

在大漠的日日夜夜，埋首工作的同时，樊锦诗的心中总有一缕情思，跨越数千里路程、几十载光阴，遥遥地牵系着敦煌与北京、莫高窟与未名湖。

多年来，樊锦诗一直十分关心母校。这份精神传统也因之传承——

她与北大共同见证与分享一些重要的时刻：2018年，樊锦诗为北大120周年撰写纪念文章《从北大到敦煌》，娓娓道来的往事里，蕴藏着她对母校的切切深情；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樊锦诗荣获“改革先锋”称号。翌日，她便回到母校与师生座谈，回顾自己与敦煌的情缘。

2018年12月19日，获得“改革先锋”称号的樊锦诗在北京大学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座谈会上

她关注北大考古学科的发展。2022年，时值北大在国学门下成立考古学研究室100周年和在历史系设立考古专业教育70周年，樊锦诗送上贺信，回忆自己在北大考古系就读的经历，为母校和考古文博学院送上真诚的祝福。

她惦念北大的学弟学妹们，多次以书信、演讲、寄语等形式与北大同学们交流，她将半个世纪的人生经历凝成文字与语言，在纸短情长、言简意深之间，传递北大人的精神与使命。2019年，她在书信中对北大新生殷殷嘱咐，“做有博大胸怀和仁爱境界的北大人”，又在新生训练营上“耳提面命”，鼓励大家“永远在路上”；2020年，她寄语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新生们，要努力成为知行合一、融会贯通的考古学者，要有沉潜大隐的心态和准备，将个人的追求融入考古这一神圣的事业。

2019年，樊锦诗写给北大新生的亲笔信

北大的精神和学风，敦煌石窟的重要和我的责任，激励我全身心投入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事业，暗下决心要把敦煌莫高窟建设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遗产博物馆。我几乎天天围着敦煌石窟转，不觉寂寞，不觉遗憾，因为它值得。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无怨无悔。

樊锦诗在北京大学2019级本科新生训练营现场作报告

北大的精神传统我忘不了。

在这个铭刻下终身印记的地方，她播撒下一颗萌于北大、结在敦煌的种子。

延 续

敦煌学在北大的发荣滋长

敦煌学被称为“国际显学”，主要研究对象包括敦煌藏经洞文献和敦煌石窟艺术两大方面，是一门涉及宗教、历史、考古、艺术、语言文学等多领域的交叉学科，也含有冷门绝学的领域。北京大学是国内敦煌学研究的发源地，也是今天敦煌学研究的高地之一。早在20世纪初期，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学者就开始研究敦煌学。此后一个多世纪，向达、王重民、季羡林、宿白、樊锦诗、荣新江等北大人投身于敦煌学研究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6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成立，樊锦诗是文研院的第一位邀访学者。她在金秋九月和同为考古学家的丈夫彭金章一起来北大访问，与大家交流、讨论，还带来了“千年敦煌——敦煌壁画艺术展”这一场来自敦煌的艺术盛宴。

樊锦诗教授应邀作“北大文研讲座”首讲

除了这些公开的活动，在大众所看不见的地方，樊锦诗也总是尽自己所能，提携和鼓励后辈的学术研究，为敦煌学孜孜不倦地付出。顾春芳回忆起自己曾写信向樊先生请教与敦煌研究相关的材料，过了不久就收到回信，信中详细描述了相关材料所在的书籍，甚至具体到书籍的版本和页码。莫高窟内文化文献资料丰富灿烂，学术价值和文化养分充盈。

北大拥有深厚的人文学科力量，多位北大学者围绕敦煌历史、语言文字、文学、考古、艺术、宗教、民族、民俗、科技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领域面向展开课题研究。敦煌学未来向深、向广拓展，亟需从多学科角度综合深入地揭示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的价值和意义。

整合力量，2019年，敦煌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共同建立“敦煌学研究中心”，联合培养高层次敦煌学研究人才，敦煌学研究中心由樊锦诗任名誉主任。中心自成立以来，相关的人才培养、文化与学术交流和科研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2019年11月，专题研讨敦煌学研究生培养方案；2020年11月，“敦煌学系列”学术活动聚集多领域的学者，学者们的主题报告和自由研讨精彩纷呈；2021年6月，“敦煌文化价值体系”研讨会在北大召开……“

樊先生多次强调，高等院校的教育和学术，是推进敦煌学强大的动力，是培养下一代敦煌学家的摇篮。”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说。

现在，樊先生捐赠设立的“樊锦诗教育基金”，成为北大与敦煌学的又一个重要节点。基金将用于敦煌学相关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方面以及相关学术机构的发展建设。以此为支撑，北大与敦煌的故事，薪火相传、华章待续。

从未名湖畔到敦煌大漠有多远？是几千公里的漫漫长路，是绵延多个日夜的久别与思念；也可以是咫尺之遥，是将敦煌文明研精阐微的协同脉动。由斑点星火延续至密切的交流，敦煌学学脉悄然赓续。在未来，会有更多学人学子擎起这一束炬火，照亮历史深处的记忆。

干了一辈子，总是不由自主地想敦煌。

思接千古，又关注当下，何为守一不移？樊锦诗所言即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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